直到现在，我手机里还存着阿哲的号码，却再也不敢按下拨号键——是我用“月薪两万、包吃包住”的谎言，把他从老家骗到了这个连窗户都焊着铁条的传销窝点。
    刚进来时，我以为自己抓住了“发财机会”。可第二天，手机就被收走，身份证锁进了铁皮柜，二十多个人挤在不到三十平的出租屋里，白天听“讲师”喊着“三个月买房、半年开豪车”的鬼话，晚上就打地铺，盖着发潮的薄被子，连洗个热水澡都要排队半小时。饭桌上永远是水煮白菜和发硬的馒头，只有“拉来人”的那天，才能分到一小块肥肉，那油星子在碗里飘着，我却觉得比药还苦。
    第一次骗人，对象就是阿哲。当时“领导”拍着我肩膀说：“先从最亲的人下手，这是帮他脱贫！”我对着镜子练了十几次说辞，电话里故意装得轻松：“阿哲，我这边缺个帮手，你过来咱哥俩一起干，比你在工地搬砖强多了！”他在电话里笑着说“好，我明天就买票”，我却挂了电话就蹲在墙角，盯着地上的裂缝发呆——我想起小时候，他把唯一的鸡腿让给我，想起我没钱交学费时，他偷偷塞给我攒了半年的零花钱。
    阿哲来的那天，我去车站接他。他背着装满换洗衣物的双肩包，眼里满是对未来的期待，还塞给我一包老家的花生：“我妈让我带给你的，说你爱吃。”可刚进窝点，门“哐当”一声关上，阿哲脸上的笑瞬间僵住。当“领导”围上来要他交“加盟费”时，他猛地回头看我，眼神里的震惊和失望像刀子一样扎我，我躲在人群后面，连头都不敢抬。
    后来阿哲想跑，被几个人按住，胳膊上蹭出了血。他冲我吼：“你为什么骗我？我们不是兄弟吗！”我张了张嘴，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，只能看着他被关在小房间里，一天只给一口水喝。那天晚上，我趁没人注意，偷偷塞给阿哲半个馒头，他却一把挥开，馒头掉在地上滚了几圈，沾满了灰尘。“我再也不想看见你。”他说这句话时，声音在抖，我却知道，我们的兄弟情，从那天起就碎了。
    再后来，阿哲趁“领导”不注意，翻窗户跑了。我知道后，既松了口气，又像丢了魂——他跑了，我却还在这牢笼里挣扎。每天晚上，我都能梦见阿哲离开时的眼神，梦见我妈在电话里问“你啥时候回家”，惊醒时满头冷汗，摸了摸枕头，全是眼泪。
    直到警察破门而入的那天，阳光照进昏暗的屋子，我看着那些“领导”被戴上手铐，才终于敢哭出声。走出窝点时，我第一件事就是给阿哲发短信，打了又删，删了又打，最后只发了一句“对不起”。他没回，我也没再等——我知道，有些错，不是一句对不起就能弥补的，而那段在传销里的日子，还有我对兄弟犯下的错，会成为我一辈子的愧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