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网友2025年6月27日投稿：反传销救助中心孙老师编辑】

     推开出租屋斑驳的木门时，楼道里飘来的霉味突然让我一阵反胃——这味道和三年前我第一次踏足贵阳那个“梦想窝点”时，一模一样。只是那时，我眼里看到的是“国家项目”的金光，心里盘算的是1040万元的“终极回报”，如今只剩下满地狼藉的忏悔。

    2020年春天，大学同学李某突然联系我，说他在贵阳做“城市建设配套项目”，缺个靠谱的合伙人，“不用风吹日晒，两年就能扎根一线城市”。我那时刚失业，揣着仅有的3万块积蓄，揣着对“逆袭”的幻想，坐了12小时绿皮火车到了贵阳。
    他带我去看的“项目基地”，其实是观山湖区一个刚交房的小区。一进门，七八个人围着茶几坐成一圈，有人给我递水果，有人拉着我聊“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”，墙上贴着打印的“政策解读”，字里行间都在暗示这是“不公开的资本运作项目”。他们说，只要投资6.98万元，再拉来3个下线，就能一步步晋升为“老总”，最终拿到1040万元“国家返还的红利”。
    我起初是怀疑的，但他们总有办法打消我的顾虑。有人拿出“银行流水”证明“老总有分红”，有人翻出“国务院文件截图”（后来才知是伪造的），甚至有个自称“退休干部”的人拍着胸脯说：“这是给普通人的机会，低调干，闷声发大财。”更让我动摇的是李某的“现身说法”，他指着小区里的新车说：“你看那辆宝马，就是三个月前晋升的张总买的。”
    现在想来，那些所谓的“证据”漏洞百出。可当时被“快速致富”冲昏了头，我咬咬牙，不仅投光了积蓄，还瞒着父母借了网贷，凑够了6.98万元“入门费”。加入后，我搬进了那个挤着8个人的出租屋，每天的“工作”就是听“课”、记“笔记”，然后对着通讯录筛选“目标”。
    第一个被我拉进来的是发小阿强。我骗他说贵阳有个“政府扶持的创业项目”，包吃包住，月入过万。他来了之后，我像当初别人对我那样，没收了他的手机，带他“听课”，逼他交钱。看着他从信任到愤怒，再到绝望，我夜里常常睡不着，但上线说：“这是帮他，等他赚了钱会感谢你。”
    一年里，我拉来了5个人，包括我亲妹妹。家里人从最初的不解，到后来的争吵，再到彻底和我断绝联系。我升了“组长”，却没见到一分钱分红，所谓的“宝马车”，不过是传销头目借来撑场面的。直到2022年夏天，警方突袭了我们的窝点，我才在警车里幡然醒悟——哪有什么“国家项目”，不过是把下线的钱层层瓜分，最后只有顶端的人能捞到好处，我们这些底层，不过是被榨干的垫脚石。
    如今，我欠着十几万外债，发小见了我就躲，妹妹至今不肯原谅我，父母头发白了大半。我在贵阳打零工还债，每次路过那个小区，都想抽自己两巴掌。那些曾经信以为真的“梦想”，不过是裹着糖衣的毒药，它毁掉的不仅是我的积蓄，更是人与人之间最珍贵的信任。
    写下这些，是想告诉所有人：世上没有不劳而获的好事，凡是让你先交钱、再拉人的“项目”，全是骗局。别像我一样，用荒唐的执念，换一场一生都赔不起的忏悔。